据央视报道，世界最大巨轮爱玛·马士基号载着17万吨垃圾驶到中国广东。而其目的地广东南海联滘村，长年将废物回收作为支撑地方经济的产业，结果造成当地烟囱冒黑烟、河涌流黑水、垃圾堆成小山，被污染的土地与水100年都恢复不了。此话题在中国与英国立刻都引起了强烈反响。

    对于类似现象，网上评论一边倒地认为这是西方国家在环保问题上执行双重标准。

    但事实上，倾倒洋垃圾不是国家行为，而是企业行为：对垃圾出口企业来说，这样做既可以赚取政府的垃圾处理费，又减少了垃圾处理成本，避开政府监管，还能从中国进口商那里获得出口收入；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则可补充其生产原料不足，如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塑料制品国，作为原料的合成树脂市场价格11000元/吨，而进口废塑料却只有4000元/吨左右。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本的生意没人做。只要有这样的价格落差，就会有人不顾他人的死活而去做垃圾生意。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又不纯粹是一个市场问题。可想而知，在英国，如果没有严厉的环保制度，处理垃圾也同样赚钱的话，没有企业会把垃圾倾倒到中国。正是因为发达国家在环保事业上法制完备、社会监督完善、政府行政到位，垃圾处理与排污需交纳高额费用，这些洋垃圾在其本国才无处容身。而在中国，垃圾处理的成本之低、利润之高令人吃惊，没有过硬“关系”的人甚至还不能从事废旧品回收行业，说明这是一个暴利行业。而与此同时政府监管却极为宽松，大多只是罚款了事，而且这些罚款直接进入地方财政，那些受污染危害的公民却不能从这些罚款中得到合理补偿，制造污染的企业与人也不会受到致命打击。

    发达国家凭借其制度优势，将污染危机转嫁到环保制度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去。所以，经济落差、价格落差的实质是制度落差。在制度落差下，不但那些不守规矩、寻求冒险的海外投资会滚滚而来，洋垃圾同样也会滚滚而来。

    在本次洋垃圾事件中，如果严格遵循国际公约，英国政府必须承担监管不严的责任，并且把垃圾运回去；中国地方政府更不能逃避责任。但更加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制度建设提高垃圾制造与垃圾入口的成本，才有可能从源流上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不但洋垃圾的问题难以解决，其他“洋灾难”也会“顺流而下”，难以避免。

    目前我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法律空白所造成的危害，《固体废物法》正在紧急立法进程中。应该说，类似法律的出台将会减少中国目前固体废物进口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弊端，降低洋垃圾对环境的威胁。但从现实情况来看，这个法律的出台与执行的前景却不容乐观，因其牵扯到包括垃圾回收产业、塑料制造行业等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在西方国家，突破利益集团的阻碍与政府不作为，制定严厉的环保举措，是在公民与社会的强力介入下发生的。西方各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多起公害事件，并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由此才建立与完善了环保制度与公民社会监督环保的传统。绿色与平组织等公民团体、客观的新闻媒体、严厉的环保法规、负责任的地方政府，这些也应是中国环保事业发展的必要前提。 
 
    来源:宽宝环保网